圣洁的心路——读刘树枫国画艺术

文 / 曹文海

认识一件艺术作品比认识一个人要难得多，其认识二者必须是相通的。以画识人，由心通心便会悟出艺术之真意。我所认识的刘树枫和他的艺术作品，正是以其文化的人和有文化的作品双肩而来，扑向我的心灵，并由我的心动通往其艺术的世界，畅游其间，所得是那样的圣洁典雅，深邃悠远。

对于树枫的国画艺术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表象的认识上，也就是说不能只醉心于构成的完美、残缺的肌理，我们要有足够的敏锐性透视其内在美、剖析其机变。由此，便读出了刘树枫艺术的真纯和意味：他的艺术作品是对人之主体的再认识，也是对有限生命和无限生命的留恋和礼赞。

他借用了符号语言的简洁性，在重复中演化其生命的共通性和博大性，以其纯朴的传统手法与现代构成的语素铺陈着一个普通人最圣洁的梦幻，他的人生观、他的理想世界均在极平常中始见真纯——即对人幻想的追求，以及由安全感产生的恬静和吉乐祥和。这种泰平的意象，平和的心态超越了国界，成为人类共同的理想，只是现代生存空间的不同，人们只知拼搏，却不能退守，更不能从世俗生活的圈子里超脱去寻找自我，净化心灵。

而树枫的国画艺术作品却以其简约的手法，表述着某种人生的哲理，美的归宿。使有限的生命主体焕发出无限的光彩，使人类特有的智性因素在跨越时空的心界里营造出变化莫测的世界，这是生命文本的所在，艺术的真实。

树枫的国画艺术又是通往远古的某种轨迹，并延伸着人类一种模糊的思考和沧桑变迁、或迷茫后的遗留。其大量的作品保留着残缺的斑驳感，而绝无伤逝之意。这些手法一方面造成了视觉上的冲击性，同时又增加了画面的流动变化和“不定则”之意味。

使其印象的趣味通向了远古，游移于时空的两极，又在神秘朦胧中叠变着今昔空间中的生命浮现，使具象的人物如诗一般化显于时空之中，而每每登台出场者总是以美妙的乐曲悠扬而来，不绝于耳。

此时的斑驳并非残缺可以解释，它是历史某一空间的浮云，飘落在今世之中，看几株草木已成葳蕤世界，纤纤玉女、朱颜未改，静态中撩拔着人类共同的心声和情愫。

虽然，每个人物形象是神话的使者，但那都是从华夏民族文化大典里走来的真魂。是历史浓缩的精英，着装头饰下全是历史女性的圣洁名模化身，绝不可以断代定名，所指史处。简言之，是树枫心路上常随常伴的乐伎。如诗如歌的生命文本。

树枫的国画艺术又在恢复着人之神性的崇高，如同宗教一般，追求于无上的境界。

在这“神遇迹化”（石涛语）的抽象中，树枫的意趣便沉醉于梦，他所塑造的人物以其原创性而矗立在中国画界里，他从佛教的壁画里脱略出历史的回声，他的女性形象并不是佛国度母的反映，也不是道教图示的翻版，更不是民间故事的再现。他恢复了人之神性的崇高，因为一切的伟大，都来源于人类的认知，似乎在这里树枫已嗅到了一股异于他人的味道，并用宗教般的虔诚观想于此间的修炼。恬静中寻觅于个中似真似幻的说不清和道不明的梵音真语。

无限的未来展开在树枫面前，面前就是大文化，这是民族文化整合性在树枫面前拉开帷幕，不入旁道，直入内宫，使古老的中国画艺术的线性特质于笔下画显成色，焕发生机。正是在这通灵的线条意味中，树枫找到了借身传言的载体，在网络开合的变奏中于黑白灰交互为用的关系中，拓展着神韵和机趣。并以极单纯的色彩表现出不简单的内涵，使其艺术造型富于崇高性和圣洁感。

在其艺术创作的王国里，音乐般的诗情化，梦幻般的变奏术，使流动与凝固相持相衡。无论是水墨画还是工笔重彩都是一脉相承地演奏着民族的交响乐，清幽、典雅、深邃、远古，在题材的选择上，树枫更具灵活性，古今皆有，心造神创者更是清醒可人。

长笛短箫，琵琶芦笙，皆能编配入乐，小弦切切，余音袅袅传至远外，迷幻成真，情幽幽、意绵绵，好一派古乐世界；好一曲《高山流水》、《春江花月夜》，并伴着《佛光》的辉照，明澈了心境，胡汉分明，《如诗、如梦、如歌、如潮》，并心送《悠远清音》在树叶、云影，山光中再生变奏，暗和天籁，交响成赞。这就是树枫国画艺术的美妙。